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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關不羽



疫情對經濟造成了嚴重的衝擊,世界主要經濟體都不能倖免。然而,各國4月份主要經濟指標出爐後,人們發現“環球同此涼熱”的方向一致,但“涼”的程度卻大大不同。比如備受矚目的“龍象之爭”主角——中國和印度,4月經濟指標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差距。

 

印度經濟的“清零式崩盤”

 

5月7日公佈的4月財新中國通用服務業經營活動指數(服務業PMI)錄得44.4,較3月回升1.4個百分點。此前公佈的4月財新中國製造業PMI回落0.7個百分點至49.4,再回收縮區間。4月財新中國綜合PMI錄得47.6,回升0.9個百分點。

 

低於PMI榮枯線50的指數,顯示中國經濟仍處於收縮區。疫情的影響尚未結束,疲軟的數據並不出乎意料。而印度“清零式崩盤”則讓人大跌眼鏡。

 

著名金融數據公司IHSMarkit公佈的數據顯示,印度4月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(PMI)跌至5.4,為史上首次出現個位數,同時創出世界最低紀錄。前值則為49.3,下跌幅度達到了88.4%,也是創紀錄的跌幅。

 

受服務業PMI拖累,印度4月綜合PMI從3月的50.6降至7.2。由此推算,印度4月GDP年化萎縮15%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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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説“中國龍”正在疫情陰影之下徘徊起伏,那麼“印度象”直接掉進了深坑,其經濟表現已經遠低於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。即使以疫情高峯期間嚴格限制出行的防控政策解釋,也很難説得通。

 

4月份歐元區國家也處於疫情高峯期,多國執行了程度不同的居家隔離政策,但歐元區4月服務業PMI初值報11.7、綜合PMI初值13.5,跌幅均在50%左右,比起印度的“大出血”要正常得多。印度經濟到底發生了什麼?

 

“莫迪經濟學”的數字遊戲

 

問題首先可能出現在“數據注水”。印度經濟此前的數據可能被人為拔高了。莫迪政府執政的2013年至2018年期間,印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年均達到了7%以上,這一成就被歸功於“莫迪經濟學”的成績。

 

然而,外界似乎忽略了2015年莫迪政府對GDP核算方式的“修訂”,人為製造了“紙面上的繁榮”。

 

印度這次修訂可謂大刀闊斧、魄力驚人:製造業月度指數強行綁定於同類商品,比如印度生產了一輛印度國產車,強行與市場上的奧迪車等價。

 

金融領域,原先統計方式是計算銀行和保險兩個行業的數據,修訂後增加了已經進入股票交易和券商的資金數據。

 

消費方面,印度的金銀飾品消費旺盛,這原本算作消費部分的數據,按照新的統計方式還把買入的金銀部分算作儲蓄,實現了“一菜兩吃”。總之,各種數字遊戲的“做大做強”為印度經濟化了個濃妝。

 

這套新統計核算方法出台後,從2012年的數據開始“修訂”,印度的經濟數據成功“化妝”。莫迪政府是2013年5月正式執政的,從上一年度開始修正的用意昭然若揭。

 

儘管IHSMarkit是總部位於倫敦的金融數據公司,沒有義務配合印度政府的數據遊戲,但是PMI指數的數據來源也很難完全繞開印度官方數據,歷史數據含有“水分”在所難免。

 

直到疫情暴發後,印度經濟停擺,虛高部分放大了落差,數據泡沫的真相浮出了水面。

 

把難題留到最後的印度經濟結構

 

除了數據泡沫,印度經濟結構也存在先天的缺陷。中印兩國同屬新興經濟國家,都擁有龐大的人口以及廉價勞動力優勢。

 

但是,在本輪全球化浪潮中,中印兩國點開了不同的“科技樹”分支:中國選擇了製造業發展的路徑,而印度選擇了服務業作為“第一桶金”。

 

印度的選擇符合本國國情。印度完整保留了殖民時代的遺產,其中就包括成熟的英式金融體系,服務業的起點較高。

 

早在1980年,印度以金融為主的服務業就佔據了GDP的40.32%,而中國在2000年,服務業才達到GDP的39.79%。

 

在服務業的發展起點上,印度比中國領先了一個世代。

 

大英帝國的另一遺產——作為官方語言的英語,也讓印度的外向型服務業具備更好的勞動力基礎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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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國接受制造業轉移的同時,印度成了歐美企業服務業外包的天堂。歐美人士很快就熟悉了來自孟買的、印度口音濃重的售後服務電話。

 

良好的英語基礎還讓印度的軟件產業獲得了先發優勢。印度科學學院所在的“科學城”班加羅爾早在本世紀初就成了全球軟件外包業的中心,華麗轉型為“印度硅谷”。

 

服務業的發展優勢在於投入小、見效快,印度外向型服務業的高速發展曾經讓中國也羨慕不已。

 

二十世紀八、九十年代,中印兩國的經濟表現還難分伯仲,但印度的發展模式看上去更為輕鬆。

 

中國製造業發展在經歷大量人口轉移、“血汗工廠”和沉重環境代價的痛苦階段時,印度新興白領階層已經開始了寫字樓生涯。繞開二產,發展外向型三產,印度似乎走了一條發展的捷徑。

 

但是,外向型服務業的短板也逐步體現。製造業發展是一個滾雪球的過程,既帶動了基礎設施建設、迅猛的城市化進程,也促進了內生市場的發育。

 

而外包型服務則是“躲進小樓成一統”,對外服務的產能對印度本土經濟的拉動非常有限。印度經濟在疫情之前已經出現了瓶頸,看似領先的服務業也進入了“只開花不結果”的怪圈。

 

最為典型的是電商產業。中國的電商產業已經在體量上超越美國,成為世界第一,服務於9億網民。

 

但印度的電商產業還只能覆蓋三大都市,只佔印度總人口的8%。印度強大的金融體系無法解決支付問題,強大的軟件產業不能補上網絡普及率的短板。

 

落後的基建條件、糟糕的物流系統,金融精英和IT高手們面對國內市場只能感慨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”。

 

外向型服務業的“超前發展”等於把最難解的題留到了最後。

 

印度經濟在4月份的“清零式崩盤”,不是因為印度封城了,而是因為歐美封城了。

 

失去外部需求的印度經濟直接“卸妝”,露出了“貧血”的本色——這不過是一個人均GDP 2100美元的發展中國家,印度國內市場虛弱、基礎建設水平低下的短板暴露無遺。

 

結語

 

當然,特殊時期、極端條件之下的經濟表現並不能作為“龍象之爭”的最終判斷依據。

 

全球化經濟時代的國際競爭不是零和博弈,“鄰居家的不幸”不值得慶賀。

 

印度良好的金融體系、靈活的國際關係定位以及50%人口處於25歲以下的年輕人口結構,都會讓她的災後復甦更為順暢。

 

經歷了這次疫情,誓言打造“印度製造”的莫迪政府肯定會加速工業化進程,提高製造業水平。補課第二產業將會是印度未來經濟政策的重心。

 

對中國而言,印度的“疫情經濟”也很有啓發。服務業發展固然重要,但沒有工業化、沒有良好的製造業基礎,一切都是空談。看似時髦的“去工業化”、拔苗助長的產業升級,絕不可取。

 

□關不羽(專欄作家 經濟學者)


編輯:李碧瑩   校對:危卓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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